风口浪尖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

三、从税定于法到税定于宪是税收法治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税收国家，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

认为应向人民宣誓的理由是，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公职人员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应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所以应要向全体人民宣誓。对此澳门《就职宣誓法》第7条可做参考：身兼本法所指的职务一项以上者，应分别参加其所担任职务的宣誓。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宣誓 宣誓主体 宣誓对象 宣誓词 宣誓程序 。许多同学主张总理及国务院组成人员的誓词除效忠于宪法和法律外，还应特别强调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以及努力保证效率，不拖拉不推诿，不滥用职权，不以权谋私，作好本职工作等。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我谨庄严宣誓：我将忠诚于宪法和法律，捍卫宪法尊严和至上权威，忠实履行宪法职责，恪守法官（检察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检察官）行为规范，尽忠职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洁，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  （七）关于宣誓的主持人及监誓人 同学们普遍认为宣誓仪式需要有主持人，有同学认为主持人就是监誓人，如澳门《就职宣誓法》第8条规定了主持及监誓：……三、下列人士宣誓时，由行政长官主持及监誓……。[6]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闭幕会上也承诺：我们将同全体代表一道，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

但这些规定所适用的情形必须是例外且特殊，并由相关法律以列举方式特别规定。[20]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91条：共和国总统就职前，应在联席会议上向议会宣誓效忠于共和国并遵守宪法。在因印花税、茶叶税而点燃的北美独立战争中所产生的《独立宣言》，指责宗主国的一大罪状就是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

例如，《德国基本法》设有财政专章，详细规定了费用的分摊、财政援助、税收立法及分摊、财政平衡、财政管理、联邦和各州的财政关系等。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据此，税收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均不得新设或改变税种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等基本制度，这标志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开启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新航程。只有把纳税人真正作为权利主体对待，征税机关才能充分考虑并尊重纳税人的利益、愿望和实际需求，从而避免把税收变成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司法救济、行政救济为公民对抗税权的不法侵害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这种设想面临逻辑上的困难。

《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6]在代议民主制中，这种同意往往通过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得以表达，通过代议机关经过民主程序的合意过程而完成。[17]而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就应当在宪法中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关键制度作出顶层设计，以做到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并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大作用。如此，《立法法》是无法对之进行规范与制约的，如果这些立法出现了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立法法》将无能为力。

[9]参见刘剑文、魏建国:《新〈征管法〉在我国税法学上的意义》，《税务研究》2001年第9期;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当然，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之外，公平、效率、实质课税、生存权保障等税收方面的宪法性原则，以及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以使这些原则和制度成为宪法上近乎恒久的制度性安排。而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的制度安排就是税收法定。虽然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这显得与《立法法》重复，可能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但考虑到《立法法》第8条所规定的法律专属立法事项大多是对宪法、组织法等法律中既有规定的重复或总结，因此对税收这样一个如此重要却又长期未被足够重视的问题，再在宪法中加以强调并不多余。

实际上，宪法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税权主要是税立法和税收执法的问题，涉及到税收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制度建构，以及税的开征、停征、免征、追征、稽查、处罚、强制执行、税务登记、税额核定、申报或核准、税务检查等税收征收、税务管理等事项。[12]参见《人大立法规划大调整房地产税法定路线细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8月11日。

事实上，自议会制诞生以未，分权与制衡在宪法上的重要体现就是财政税收领域的分权制衡，体现为税的设定权、执行权、监督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匠心独具、极其复杂的纵横配置与相互制约。而且，人民所同意的税收还必须用于人民所同意的支出，民主化的财政预算制度和监督机制就是要确保公共财政的支出、使用和分配获得人民的认同。

(2)各种税制要素，如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征税程序等，都应当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8]对税权进行规范和制约是任何一种宪法体制都极为关注的事情。第4章第40条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把税收的功能界定为主要是为了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未能说明现代税收的本质，未能揭示民主法治时代的税收与专制独裁时代税收的根本区别。[18]当然,《立法法》已经规定但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其他法律专属事项，如国家主权等，是不是也都需要在宪法中作相应对待，确实值得研究。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权力的存在、配置和行使，包括税收设定权、国家征税权、税款收益权等，都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任何主体都不得享有法律之外的税收权力。

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纳税人与国家任务之间的距离，避免在纳税人与未来国家给付相对人之间建立关联。在现代社会，虽然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基础，但它毕竟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私人经济利益向公共部门的强制和无偿转移，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

财产权既是征税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又是对征税权的制约。此后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宪法大多都对税收问题有明确规定，甚至专设财政章节。

我国对税收问题作较为完整规定的宪法性文件是建国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其第1章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13]因此，客观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秘收问题之规定，是理性建构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公民对国家任务的影响力不得取决于其纳税多少，国家给付也不应当受纳税人纳税额度的影响和干扰。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条分缕析，就显得尤为必要。[7][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这不仅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关乎着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和前行动力。[18] 其二，将现行《宪法》第62条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3项职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修改为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财政税收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虽然对现有规定其他的基本法律作扩大解释，也可以把财政税收基本制度涵盖进来，但既然已经把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作了专门列举，那么把至少同样重要的财政税收也明确显示出来，才不至于造成列举上的遗漏．也才能突出财政税收在国家立法权中的重要位置。

[9]这一学说将商品交换法则引入财政税收理论，把社会成员为了自己享受公共产品而付费的现象看作是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领域中的反映，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和直观上的可信性，但不能深刻揭示现代税收所蕴含的独特的宪法价值和意义。经过民主程序由代议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依据法律的规定征税也就是依据人民的意志征税，得到议会授权也就是间接得到了人民的授权。

[1]熊建：《房地产税能给百姓带来什么》，《人民日报》2015年8月10日。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批准号:15AFX007)和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财政宪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税收权力不仅是国家权力，而且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总之，现代国家的税收理念突出了人民在整个税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关键作用，无论是税之成立、税之目的、税之使用，都以人民为依归，从而彻底扬弃了历史上皇粮国税模式下的命令服从关系，矫正了传统税收理论中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偏颇，也超越了公共产品价格的经济学局限，浓缩着人民主权、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法律至上的宪法精神。而在宪法逻辑中，税收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的同意、人民的授权、人民的福祉。[2]姚轩鹤：《必须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鹤叫》,hltp://www.aisixiang.com2015-08-13,2015年8月30日访问。

理性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税收问题之规定，实现从税定于法向税定于宪的跨越，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规定未经王国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向直属附庸征派补助金和盾牌钱。

原则上也不得要求某一纳税人所纳之税专门用于完成某一特定国家任务。因为如果任伺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这里不仅对国民的纳税义务作了要求，而且对税收原则、税制效率、税负公平等宏观问题作了规定。税权如果失范或滥用，必将动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对人民的财产权和其他权益造成巨大伤害。